第一，是“國民黨特種檔案”中，包含著與商務印書館相關的材料，這些材料從未被研究者注意和援用。我是在赴臺訪學過程中偶然發(fā)現(xiàn)這批珍貴的現(xiàn)代史料，曾應約給天津一家報紙寫過文章，介紹1926年毛澤東寫給國民黨中常委的一封請假信。這封信的價值在于從一個側面證明沈雁冰（茅盾）晚年回憶錄所陳述的代理過國民黨中宣部長的事，與毛澤東的請假信所述內(nèi)容吻合。

    另外，當時在廣州國民黨宣傳部就職的沈雁冰，還未與商務印書館脫離關系。據(jù)他晚年回憶錄所述，他是1926年4月回到上海后，商務印書館托鄭振鐸作說項，勸沈雁冰自動辭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工作，商務印書館為此支付了900元的支票和百元商務股票作為退職費，算是補償沈雁冰。商務之所以很長時間沒有干預沈雁冰從事與編輯身份不符的黨務工作，可能與張元濟等人的態(tài)度有關。1926年4月張元濟辭去商務印書館監(jiān)理，王云五在商務印書館行使職權，推行科學管理法。為了嚴肅企業(yè)內(nèi)部管理制度，另外，也是因為香港報紙刊登了沈雁冰在廣州的黨務身份，引起滬上督軍的注意，派人來商務問詢，這才促使商務下決心勸退沈雁冰。

    可以說，商務對于像沈雁冰這樣的文化新人，是持寬容態(tài)度的。如果對照商務回絕《孫文學說》出版的決絕態(tài)度，真可以說是天上地下，冰火兩種態(tài)度。原因在于沈雁冰在商務高層眼中，是文化人而不是黨人，但孫中山是黨人。商務從企業(yè)利益出發(fā)，“在商言商”，不愿意卷入政治，采取快刀斬亂麻的手法，明確拒絕孫中山向商務提出的出書要求，商務的這種態(tài)度，讓孫中山難以釋懷。“國民黨特種檔案”與商務印書館相關的材料中，有兩部分值得關注。一部分是吳稚暉與張元濟的往來通信，計有7封，內(nèi)容都是熟人之間相托事情，時間估計是1920年代。吳稚暉與張元濟是老相識，早在南洋公學時期，張元濟是監(jiān)理，吳稚暉是教師。但個人關系如何，卻未見文章深入論述。這些通信反映出張元濟與吳稚暉之間有很深的交情。如編號為06307的信件，是吳稚暉托張元濟幫助其族人進商務印書館所辦尚志學堂的事宜。其他還有編號為06287的信件，是張元濟通知吳稚暉，《科學教育學》翻譯稿費已經(jīng)寄魯翁。聯(lián)系到吳稚暉后來在蔣介石時代身份的特殊性，很可能在一些棘手問題上幫助過商務印書館。但讓人感到不解的是，在現(xiàn)有的商務印書館研究中，沒有一篇文章論及吳稚暉與商務印書館（或張元濟）之間的關系。

    另一部分未刊史料共18種，有商務印書館收支簿，致孫中山的《致總理函》，商務工會章程等，時間跨度從1919年到1930年。這一部分史料內(nèi)容很龐雜，從研究角度看，有值得重視的地方。如編號為395/43.2的卷宗，是商務上海事務所的收支簿，時間是1919年1月-12月。1919年正好是五四運動爆發(fā)的那一年，商務印書館的經(jīng)營狀況如何，到目前為止，沒有確切的材料證明，而這份卷宗正好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另外編號為1682.3，時間為1927年6月23日的文檔，是上海商務印書館工會第一分會的章程。編號1947的文檔，是商務印書館職工會各分會上國民黨中央工人部的呈文。編號4.2/8.72的文檔，是商務“請準許職工會永久組織”的呈報，時間是1930年11月。還有編號為11698的卷宗，是商務印書館上總理函，時間是1923年11月13日。上述材料，可以說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有商務印書館內(nèi)部經(jīng)營方面的，有商務工會活動情況的，也有與孫中山在內(nèi)的政治人物交往的，總之，這些史料將會給商務印書館研究以多方面的幫助。